美洲的大复兴
由于美洲的开发，使得许多在宗教信仰上遭到逼迫的人，选择离开欧洲移民至新大陆，按照自己的理念来过生活。北美十三州的殖民地在十八世纪，发生了“大觉醒运动 the Great Awakening”。这是指从1725年起至1760年间所发生的一连串的属灵大复兴。此运动在1735-1743年达至高峰︰先由爱德华滋在麻州的讲道点燃了复兴之火；接着，来自英国的布道家怀特菲旅行各地野外布道，听众数以万计，所到之处带来教会空前的复兴。“大觉醒”影响深远，唤醒了牧师，奋兴了会众，复兴了教会，带起宣教热诚，各宗派团结合作，促进高等教育培育人才，也间接影响后来美国独立建国的发展。“第二次大觉醒 the Second Great Awakening”发生于1787-1830年间，回应美国独立战争之后的属灵低潮与社会需要。芬尼 Charles Finney (1792-1875) 是其中著名的领袖，使用新方法，来举行奋兴布道会。南北战争之后，慕迪 D. L. Moody (1837-1899) 崛起，成为国际知名的布道家，其布道的风格与组织法影响了后世的大型布道会。
英国的属灵复兴
工业革命于1760年前后带来英国社会的巨变，许多社会问题因应而生，福音信仰人士看见民生疾苦，致力实践圣经真理，以改革英国社会。其中有郝尔德 John Howard (约1726-1790) ，从事监狱之改革；锐克斯 Robert Raikes (1735-1811) 开办主日学校，教育贫民窟失学的儿童，为现代主日学之滥觞；国会议员威伯福士 Wilberforce (1759-1833)，领导“克来彭会社 Clapham Sect”从事解放黑奴运动。经过多年艰苦奋斗，英国终于在1833年彻底废除奴隶制度。他也协助成立圣经公会发行圣经，推展海外宣教事工。“基督教青年会 YMCA”是由威廉斯 George Williams 在1844年于伦敦创立，旨在发扬基督精神服务社会，训练青年心智体魄。“青年会”至今遍满全球，已转变成纯粹的社会服务机构。
关于新兴的宗派，有脱离“循道会”于1861年创办“救世军 Salvation Army”的卜威廉 William Booth (1829-1912)，他矢志向英国最黑暗的角落进军，传福音与社会救济齐头并进。今天“救世军”已成为遍布世界各地的教派组织，但严格来说，不能算是“教会”，因其不施行洗礼与圣餐。另有脱离“安立甘教会”的一群弟兄，于1827年组织同道成立教会，反对圣职制度，每主日皆擘饼，彼此以弟兄相称，其中以达秘 John N. Darby (1800-1882) 为著名领袖。1830年起，他们以普里茅斯 Plymouth 为根据地发展，故称为“普里茅斯弟兄会 Plymouth Brethren”。自1849年起，因教义路线的不同，分成“开放弟兄会”与“闭关弟兄会”两派。达秘的神学思想综合了“加尔文主义”与“敬虔主义”的一些教训，注重“千禧年”教义，强调“时代的分隔”，被称为“时代主义 Dispensationalism”的创始者。弟兄会对于在中国走“地方教会”路线的教会影响颇深，特别是倪柝声所领导的“聚会所运动”。
以人为本的“理性主义”与“开明运动”
十七世纪的理性主义 Rationalism 源起自法国哲学家笛卡尔 Rene Descartes (1596-1650)，他以自我意识为出发点，运用逻辑思维的怀疑，将“人的理性”当作检验真理的最高标准。其后的斯宾诺沙 Spinoza 与莱布尼兹 Leibniz 在欧洲大陆继续发展此运动。在英国的洛克 Locke (1632-1704) 则以“人的知觉观察”挂帅，发展“经验主义 Empiricism”；另外，英国的“自然神论 Deism”自贺伯特 Herbert (1583-1648) 起始，强调神与自然界隔离，认为神迹不可能发生，理性是了解真理的不二法门。法国的卢梭 Rousseau (1712-1778) 与伏尔泰 Voltaire 等百科全书派 Encyclopedists 人士，尊人为万物的中心，对人性的看法过于乐观幼稚；后来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将此“人本主义”表露无遗。德国的窝尔夫 Wolff (1679-1754) 开始了“开明运动 Enlightenment”或称“启蒙运动”，雷马瑞斯 Reimarus 与莱兴 Lessing 等人都主张唯有通过人的理性、观察、实验的检验，才能接受为真理；哲学家康德 Kant (1724-1804) 也认为人和人的理性是万事万物的衡量标准。这些所谓“开明”的思想家都弃绝超自然启示与传统的基督教。
以上所列在十七十八世纪的“以人为本”各种理性主义的流行高涨，导致一些学者以理性来批判圣经，此即“高等批判主义 Higher Criticism”的兴起。德国的艾克宏 J. G. Eichhorn (1752-1827) 认为旧约中许多卷书是伪造的，被称为是“旧约批判之创始者”。此后，如包珥 F. C. Baur 等批判新旧约的学者接踵而来，基于理性主义视圣经为一般作品，不接受其为神的话，批判基督教信仰，直到如今。
自由神学的兴起
面临“理性主义”批判圣经与基督教信仰的挑战，教会中有些人士认为︰唯有以现代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为筛检，来重新塑造基督教信仰，才能符合现代文明人的需要。此即为“自由主义 Liberalism”的由来。德国的士来马赫 Schleiermacher (1768-1834) 原为敬虔派家庭出身，因研读康德哲学，渐次远离敬虔主义的信仰，认为宗教信仰为主观的“绝对依靠的感觉”，并依此解释基督教所有的教义，使之脱离客观事实的领域，就不会与讲求客观的理性批判发生冲突。如此一来，就能为现代人所接受。士来马赫的影响深远，被称为“自由神学之父”。其后的黑格尔 Hegel （1770-1831）以“唯心论”精神哲学，解释基督教的本质为“意识精神”的呈现。丹麦的祈克果 Kierkegaard (1813-1855)，反对黑格尔的说法，认为基督教信仰是存在处境中超脱理性的主观抉择。这些思想家对现代各式各样神学产生极大的影响。
独一神教与美国本土的异端教派
早期教会的亚流异端在十六世纪死灰复燃，反对“三位一体”教义的苏西尼 Fausto Sozzini (1539-1604) 在改教时期聚众集会，但其死后，其教会日渐式微。然而，理性主义与开明运动兴起之后，其“独一神论 Unitarianism”的说法迎合“以人的理性为最高权威”之风，因此大行其道。1825年在伦敦组成“英国与海外独一神教协会”；十九世纪初叶在美洲，一些“公理宗”教会采纳此信仰，也于1825年组成“美洲独一神教协会”。此教派否认基督的完全神性，信仰每况愈下，至今他们相信人类大同一体，每人可信其宗教，各有不同的神观。
罗赛尔 C. T. Russell (1852-1916) 在1870年于美国宾州成立“耶和华见证人”查经班，后来出版“守望台”杂志，传讲反“三位一体”的教义。其论调与亚流主义相同，但是本质上乃是受“理性主义”影响的现代宗教团体。“耶和华见证人会 Jehovah's Witnesses”以严密的组织，透过大量的出版印刷宣传，发展迅速，至今已成为国际性的教派组织。
史密斯 Joseph Smith (1805-1844) 在1830年于纽约州创立“耶稣基督末世圣徒教会 Church of Jesus Christ of Latter-Day Saints”，宣称所有的教会都背道了，直到1830年在他领导下才恢复真教会。他宣称获得特别启示，由其译成“摩门经 Book of Mormon”，其教会因信奉摩门经，被称为“摩门教 Mormonism”。其教义与基督教信仰南辕北辙，教导说神是从人变成的，今日的人将来也可以成为神。摩门教透过严密的组织与传教方法，至今已传至世界各地。
米勒 William Miller 于1830年发起“复临运动 Adventism”，预告基督复临的日期，两次预言失败导致“大失望”而门徒四散。其门徒怀爱伦 Ellen White (1827-1915) 被接纳为女先知，她以“复临派的调查审判教义”与“安息日派的守第七日为安息日”两大教义作为重建教会的基础。1863年以“基督复临安息日会 Seventh-Day Adventists”为正式名称组成教派。其“调查审判”教义与圣经“唯独因信称义”互相冲突；其“守安息日”教训与新约“主日”的教导背道而驰。“复临安息日会”透过医疗保健与学校教育来传教，也发展至世界各地。
爱迪 Mary Baker Eddy (1821-1910) 于1866年创立了“基督教科学会 Christian Science”，她宣称获得直接启示，写成“科学与健康 Science and Health”一书，于1875年出版。其“泛神论”教训，既不合基督教信仰，又不合科学，认为物质是不存在的，苦难疾病皆是幻影。“基督教科学会”以波士顿为总部，透过文字宣传，在英语世界与德国流传较广。
天主教对现代的回应
基督教面对现代政治经济科学哲学的多方挑战，甚至有些神学家与教会领袖迎合现代理性主义的路线，然而天主教却采取全盘否定的路线。部分原因是针对法国大革命及其反宗教之态度，教皇采取“反现代化”的立场，任何以现代方法解释天主教信仰的思想家，都遭定罪与开除教籍。民主、良心自由、公立学校等凡是现代化的产物，都被打成异端。这种作法，在教皇庇乌九世 Pius IX 任内 (1846-1878) 达至高峰。他于1854年颁布“马利亚无原罪”教义，数年之后出版《错谬集录》，谴责许多现代理念，例如︰民主、思想自由、宗教自由等。他于1869-1870年召开“梵蒂冈第一次大会 First Vatican Council”制订“教皇无误”教义，（但是同年，教皇国失去罗马城，只统治狭小的梵蒂冈市）。继任的教皇也都遵此守旧路线，直到1958年庇乌十二世死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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