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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科班出身”的传道人
那是 1972 年一个主日的夜晚，初出茅庐的我讲道正讲到关键时刻，那件不幸的事突然从天而降，真让人哭笑不得。
那间令人头疼的教会就是座落在纽约市中心亚特兰大大街上的布录仑教会（ Brook lyn
Tabernacle ），是我岳父极力劝导，我才去那里服事的。那是一幢破旧不堪的两层小楼，崇拜厅可容纳近二百人 -- 其实我们根本用不著那么大地方。楼房的天花板很低，墙上油漆剥落，窗户破旧、昏暗，地板也由于多年未漆而成了赤裸的木板。教会没钱，无力整修、油漆；更不用说装空调了，连想也不用想。我正要对著面前的十几位会众呼召 -- 说不定有人对我的信息有回应呢。管风琴圣乐也响了起来，我忠实的妻子凯若正竭力奏出崇拜气氛来。有人站起来，移到我左侧的连椅上去了，可能他觉得嫌我讲道太长，觉得枯燥，巴望这个年轻的传道人快点结束，好让大家回家。
砰！ -- 那张旧连椅被压倒了，五个人全跌倒在地板上。惊呼和呻吟顿时充斥了大厅。我的刚刚牙牙学语的女儿可能觉得这是她教会生活中最令她激动的一幕了。我只好把讲道停下来，留出时间让跌倒的人从地下站起来，同时也捡回他们的失去的尊严。我深为不安地建议他们坐到看上去牢固一点儿的连椅上去，然后匆匆结束了讲道。
事实上，这不幸的连椅事件恰恰是我早年事奉情形的真实写照。那时，我不知道我自己在作什么。我从未读过圣经学院或神学院。我出生在布录仑区，就在这儿长大，从小跟著父母亲去教会，但做梦也没想到我会当传道人。
我爱打篮球，从高中一直打到美国海军学院。一进海军学院，我就打破了该院进球得分记录；但因后来我背部受伤，只好退役。后获全额运动员奖学金入读罗德岛大学，在那里的三年我一直是校队的主力，大学四年级时，我任篮球队队长。我们曾获纽约篮球赛冠军，也参加了全美大学生篮球协会（ NCAA ）的联赛。
我的专业是社会学。那时我开始和凯若谈恋爱。凯若的父亲是我中学时代的牧师。凯若是一个天才的管风琴家和钢琴家，尽管她从没有正式学过如何识谱、如何作曲。我们於 1969 年 1 月结婚，在布录仑区找了一个公寓定居下来，二人都在繁华、喧嚣的曼哈顿商业区上班。正如许多新婚夫妇一样，我们并没有什么长远目标和计划，只是付账单、度周末、过日子而已。
然而，凯若的父亲，克莱．哈钦斯牧师却一直送给我一些激励我追求属灵的书读。他不仅是一位本地牧师，还常常到各地带布道会、培灵会。他也是另外好几家小教会的非正式的监督。 1971 年初，他极其严肃地劝我们考虑全时间服事神。
“纽奥克（ Newark ）那边有一间教会没有牧师，”一天，他告诉我说，“那些会友都是很宝贵的啊。你要不要考虑辞了工作，凭信心去，看神如何带领你呢？”
“我不够格，”我推辞著，“我？作牧师？我根本就不行啊。”
他说：“只要有神的呼召就行！你不要怕。”
就这样，我似乎还没有完全想好，就已经开始在美国最困难的工场 -- 都市区服事，尝试著带领一个黑人教会。那时，我的年龄已接近而立之年。周日，我猛攻神学课程，努力钻研神的话语；主日，我只能“学著”如何把神的话语转达给会众。凯若的音乐恩赐弥补了我许多不足之处。会友们也相当好，给我们的薪水也不错。父母亲替我付底金买了一幢房子，我们搬到了新泽西。第一年就这样过去了。
双重责任
一天，我岳父从佛罗里达（他住在那里）打电话来，问我可不可以帮他个忙，每周四个主日晚上去布录仑教会讲道？他是那间教会的监督。他告诉我，那是一间多种族的教会，但一直不景气。我同意了。我根本没想到我的这一步竟改变了我的一生。
我一踏进这间教会，就知道教会有很多问题。年轻的牧师已经心灰意冷。聚会在缓慢的音乐声中开始时，会众还寥寥无几；还有几位是姗姗来迟。崇拜程序一片混乱，没有一条主线引导。牧师看见一位偶而才来的访客带著一把吉他自弹自唱，便当众邀请他到台上来献诗。那人笑了笑，说不。
“真的，我是认真的，”牧师请求著，“我们喜欢你来献诗。”那人还是说不。真尴尬。最后，牧师只好放弃，继续带领会众唱诗。会众中还有一位姊妹，时不时的自动出来要会众赞美神，也不管牧师正在如何领唱。
当然是太不正常了。但这不是我的难题，我只是临时帮忙而已。（连我这样初学服事的人都能帮上忙的话，就表明那个聚会问题是何等严重了。）我讲完道，就开车回家了。第二个主日崇拜后，牧师对我说：“我已经决定辞职，到别的州去。请你告诉你岳父好吗？”我听了大吃一惊，点了点头，没说什么。我回去打电话转告这个消息之后，我们马上面临的问题是：这个教会是否还要办下去。
多年前，我岳母遇到一些有负担的姊妹，她们迫切祷告，求神在布录仑市区建立一间教会，来吸引人归主，荣耀他的名。这间教会就是这样开始的。现在看起来似乎没希望了。
我们在商量下一步如何时，我提到牧师告诉我的教会中的一些事。他确信有一个作招待的弟兄偷钱，因为所收的奉献金额与会友在奉献信封上写的数目总是对不起来。怪不得教会银行账上的数字总是连十块钱也不到。
我岳父不想放弃。“我不知道 -- 不知道神是否放弃了那个地方。”他说，“那是市中心最需要福音的地方。我们别忙撒手。”
“克莱，那牧师走后怎么办？”岳母问道，她也在拿著话筒听。“只有两个礼拜了……”
岳父的声调突然欢快起来：“吉姆，你能不能暂时牧两个教会？试一试，说不定会有转机呢？”他不是开玩笑，他是极认真的。
我不知道如何作答。我只清楚一点：我没有任何能治愈那个积重难返的教会的灵丹妙药。然而，我岳父的负担是如此重，我便同意了他的计划。于是，我不仅要在一个教会服事，还要一身两任。第二年，我的主日时间是这样安排的：早上九点出发，先去布录仑教会带领早堂崇拜；十一点半之前，我要匆匆穿过曼哈顿及荷兰隧道，赶到纽奥克教会；而凯若已经在那里开始带会众唱诗，我去了就讲道。下午，我们去麦当劳吃了快餐后，就去布录仑教会，为晚上的崇拜作准备。每个主日都是深夜才回家，而且每次都是筋疲力尽。布录仑区的流浪汉们间或会走进我们的聚会中来。但是，会众人数还是迅速跌落，因为好几位会友认为我“太严格”而决定离开，最后剩了不到二十人。因为没有凯若司琴，主日早上的崇拜很困难。司琴只会弹那首“耶稣，我爱你”，故此曲是每主日必唱，有时还不止唱一遍。如选别的圣诗，要么是司琴不会弹，要么就是弹出来走调。这可不像是间蒸蒸日上的教会。
我记得第一个主日所收的奉献数目： 85 美元。而教会每月必须付的买房的月费是 232 美元，除了这笔钱外，还要付水电等杂费。如果指望靠会众的奉献交了房租、水电费后，还有钱给牧师工资，那可真是妄想了。
需要付房租的时间日日逼进了，教会账上只有大约 160 美元。我们眼看著无力付款，过不了多久，教堂就会被银行收回，我们就会被赶到大街上去了。那天是星期一，我不须上班，便在家切切祷告：“主啊，这钱我们非缴不可，你必得帮我们！”
星期二，我去了教会。说不定有什么人会出其不意地寄钱来。我暗自想到。正如当年英国的乔治．米勒，他办孤儿院需要钱时，他就祷告；祷告后，一定会有一封信、或者会有什么人来，把钱送来了。
那天，邮递员来送信了 -- 只有账单和一些海报而已。
那时我真觉得为难透了。我上了楼，坐在办公桌前，哭了起来。我向神哭求说：“上帝，我该怎么办？我们连房租都付不起！”那天晚上还会有周日的崇拜聚会，但我知道只会有三、四个人来，他们的奉献不会超过十块钱。我怎么渡过这个难关呢？我向神整整呼求了一个小时后，擦干了眼泪，突然想到：还有一线希望。教会除了门口的信箱外，在对面邮局里面还有一个信箱。现在去邮局看看吧，神可能已经垂听了我的祷告了。
我带著重新得到的信心穿过马路，走进邮局，穿过邮局的大厅，来到我们的邮箱前，用钥匙拧开了那个小小的信箱。
空的。
我在阳光下慢慢地走回去；亚特兰大大街上，大卡车隆隆地驶过。卡车像从我身上轧过去一样，我的心情已经不能再低落了。可能是神抛弃我们了吗？是我作了什么不蒙他喜悦的事了？我步履沉重地穿过街道，走回教会。
我用钥匙打开教会的门，又有出其不意的事在等待著我。门厅的地板上有一个白色的信封。三分钟之前我离开时还没有它。是一个纯白的信封，没贴邮票，没写地址，什么也没有。
我的手微微颤抖著打开了这个信封……里面是两张 50 元的美钞。
我自己在空荡荡的教会里喊了起来：“上帝！是你的作为！你垂听了祷告！”
我们在银行有 160 元，加上这 100 元，我们可以付月费了。我从灵里大声赞美道：“哈利路亚！”神给我这个小信的青年传道人上了多么好的一课啊！
直到今天，我都不知道那笔钱从何而来，我只知道那是神给我的一个印记，告诉我他就在我身边，他是信实的。
突破
在两个教会中服事实在让我们累得精疲力尽，我和凯若都意识到，我们必须在两个教会中选一个。奇怪的是，尽管纽奥克教会是给我们工资的，但我们都感到布录仑教会对我们更有吸引力。显然，是神感动我们二人的心，让我们愿意和弱小的布录仑教会同呼吸、共命运，我们知道我们是属于这个小教会的。
我们夫妇两人都要找第二份工作才能维持我们的生活。凯若便在学校食堂打工，我担任一家高中篮球队的教练。我们买不起健康保险。但毕竟我们的饭桌上有饭可吃，汽车有油可烧，车子跑得动。但仅此而已。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服事中的正常经验；因为我没有从神学院学到的理论来判断这些经验。我们的事奉全靠自己跌跌撞撞地摸索，连凯若的父亲都不能给我们更多的劝勉和建议。我猜想他认为我在“苦其心志”的实践大学里会学得更快、更好吧。他常常对我说：“吉姆，你要在神的带领下，走出你自己服事的路子来。”
有一个主日的晚上，崇拜开始后，我眼目所看见的、灵里所感受到的，都使我心中忧虑，我竟然不能把道讲完。我开始讲了五分钟后，便哽咽了起来；泪水涌了出来，我眼前一片模糊。我只能对会众说：“对不起……我，我无法在这种气氛下讲道……我不能继续……凯若，你弹琴吧，大家能不能到前面来？如果我们看不见神帮助我们的话，我不知道……”我停了下来。实在尴尬。但我没有任何别的选择。
人们静静地来到前面。我伏在讲台上，双手蒙住脸，饮泣起来。大厅里一片寂静。须臾，神的灵临到我们，我们开始向神呼求；那祈祷的呼声是里面的灵激动会众从心里发出的：“主啊，帮助我们吧！”凯若弹起了那首古老的圣诗：“我时刻需要你！”我们一同唱起这首歌，向神呼求的声音如浪潮一般升了起来。
突然，一个年轻的招待从中间的通道上走出来，一下子扑倒在讲坛前。他边祷告，边哭了起来。
我用双手拥抱著他的时候，他抬起头来，泪流满面地说：“对不起，对不起！我再也不干了，请宽恕我！”我立刻明白了，他是为偷钱的事而请求宽恕。我完全没料到他的认罪悔改，一时竟不知说什么才好。
这是我们第一次灵里的突破。我没有去侦察，没有指责他的犯罪行为，也没有施加压力迫使他认罪。就在这个晚上，在祷告中，第一号难题（诸多难题中的第一个）解决了。
那天晚上，我明白了一个令我惊奇不已的真理： 当我在灵里处于低谷时，当我被各种难题困扰，当环绕我们的黑暗几乎把我们吞没，当我软弱得连道都讲不成的时候，神反而格外眷顾我们。他不会拒绝那些谦卑地向他呼求的人，那些坦白地承认自己已经无路可走、极需要他帮助的人。神的大能反而在我们的软弱上彰显出来。
另一个同样的道理时，诚实不会把会众吓跑。我无须戴上一副服事的假面具。我只须尽我最大的能力，传递在神前领受的信息，带领会众向神祈祷，向神敬拜。他会把会众接过去，亲自带领的。
我是何等珍视自己这些早期谦卑服事的经历啊。这些经历告诉我，我不必扮演一个传道人。耶稣呼召渔夫作他的门徒，而不是拉比学校的毕业生。最主要的条件是人的真挚和自然。主的门徒是完全仰赖主和主的能力的。同样，我必须停止表演服事 -- 不管是什么样的服事。神只能这样使用吉姆．辛伯勒，当我信靠他、叫他使用我的自然本相时，他就让我在灵里有了突破。神厌恶虚伪做作，尤其是在讲坛上。我一旦在讲坛上为了取得效果而作姿势、装样子时，神的灵便会很忧愁。
我必须作的是，要更加努力、勤奋地学习。我开始创建神学图书馆，并化大量的时间研读神的话语。但明显的是，我决不会成为另一个约翰．卫斯理或另一个坎姆贝．摩根。我只能以我自己的风格向神敞开，全心依靠他。
( 本文节译自 Fresh Wind, Fresh Fire, by Jim Cymbala, 1997, Grand Rapids :
ZondervanPublishing House, Page 11-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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