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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该写的都已写出来了。 对于现有寥寥几本的中国教会通史感到不满意，很早便有要重写的负担；但一直以来都只盘计着要待什么什么问题研究妥当、或做了那几个层面的反省评估之后，方才取得动笔的资格。按原先的想法，这即不是在退休后的一项自娱计划，也断断不会是如今这么早的时间便赶出来；并且可以预见，许多观点和看法将会在日后的研究里遭到否定和摒弃，或许会因之而后悔也说不定。 促成这本书早产的原因有三：其一，笔者曾花了数年时间完成一篇对中国教会史某重要的部门的研究，深信当中包含了若干突破性又稍有贡献的看法；然而却发现在现今的基督教出版市场里面，用中文把这样专门的研究刊印出来不大可能，这实在教人沮丧。许多人给我的建议都是写一些普及性的读物会较安全些。曾经做过两年杂志编辑，自然了解到别让出版社亏本的重要性，故也深明个中大义，无话可说。 其二，在过去数年间，曾在好些场合讲授或讨论过中国近代基督教历史的课题，实在看到这是基督徒的需要；特别在面对剧烈的时代转变而又感到惶恐不安时，许多人都自然希望能从过去的经验中找到某些教训或指引。虽然笔者不认为历史可以约化为定律而即时应用、但历史的回顾总是重要的。这个需要是迫切及当下的，没有人可以等待五十年后才作今日的抉择。 其三，在本书才完成后一个月，笔者便有机会到外国进修神学；于未来数年间，大概都没有机会继续在史料堆中「翻爬」；将来即使重操故业，但相隔这么一段时间，若仍自信会有一些进步的话，则必然对现今的许多结论感到不满，或将予以放弃。既然自己并无写一本影响一千年的永恒作品的打算，则与其待他日将现今的看法扔进废纸篓，不若将之整理出来，好作为个人在摸索成长中一个片断的见证。 不过，九年的史学训练总仍为自己留存一点点的学术良心，知道不可能在现阶段生产一部完备的中国教会通史来；笔者所能做的，仅是将这几年来教学、研究及阅读的资料予以整理排列，只可当作一份讲授提纲，这是本书的体裁及取名的缘由。作为一份讲授提纲，很自然是以某些重要问题为讨论的中心，并且要尽量减少那些枯燥乏味的考证推论。既然无法在这么短的篇幅内将所有的资料附注一一列出，不若就干脆把它们略去；所以在本书内，除直接征引之外，并没有甚么注脚。但笔者可以在此保证，全书那怕是最小的一个看法，都是在目前接触到的资料下作出的最大可能的结论，也必有所根据。同样地作为一份讲授提纲，关注的是一些重要事件的前因后果，特别是其产生的历史背景、及造成的影响；至于详细的事件经过、及具体的数字图表，则大多从略了。本书对教案、非基运动、传教策略、传教事业的发展……等问题的论述，皆是依据这个原则来剪裁取舍；读者倘欲寻找事件经过及具体数字图表，必须另作他求。不过稍为熟悉中国教会史资料的人都知道，大部分的数字资料都只出于几种来源：如1877、1890、1907年三次的传教士大会纪录、ChinaMissionHandbook、ChinaMission(Christian)YearBook、MacGillivray的史著、Stauffer编的ChristianOccupationofChina、「中华基督教会年鉴」等，要找绝不困难(当然若能包括谢洪赉、A．JBrown、Latourette等人的史著，及如ChineseRecorder等杂志，以至各欧美差会所藏的档案资料，就更完备)。既然王治心、杨森富两位前辈在叙述性的历史铺陈已很不错，本书的重点便放在解释性的讨论上。当然这个做法不无缺欠，但对一本才十万余字的小书而言，也只好如此了。 由于本书只是一个起步的尝试，在许多问题上亦只能作出建议性的解释。但是，纵然其中大部分的看法最终会被否定，整本书却也为中国教会历史勾划了一个蓝图，并且为笔者自己确立了一个典范(paradigm)，基本的信念和假设,主要研究的课题路向、研究方法等都涵括在其中。笔者认定：教会历史虽然有它独特的信仰和神学意义，但只要其为历史，就必须接受史学方法的规范。最重要的是，史料的真实与全面性必然优先于一切神学的诠释或信仰的功能意义。坦白地说，过去我们对许多事件的看法、特别在基督教与中国的历次冲突的问题上，实在不比单张式的宣传文字为强，往往都只是简化地理解为是教会受到逼迫，逼迫的原因是由于压迫者是敌基督、是XX党，所以必然迫害教会。一切都是简单而理所当然的。但事实的真相果真如此——非基运动真的只是某党的“阴谋策动”？策动的理由只因他们是党员？他们攻击基督教是按着马列的经典？基督教与中国的冲突真的只是理论层次(圣经与儒家经典、马列经典)的不相容？以上种种问题，都必须回到历史的现象去求答案。 笔者忧虑的倒不是在某些历史问题上我们的解释与事实不符，反正并没有任何人可保证他的研究能豁免于此危机。然而由于今日我们对历史的研究仍是采取极其实用性的看法，力图在过去的经验里抽取可兹参考反省的凭借；则任何不全面的反省都只会为我们带来自义性的结论，并且误导了我们对现状的诠释和对未来的态度，其后果就比完全不反省还要可怕。特别是中国教会的过去与今日其实是血肉相连的，我们的教会模式、神学思想、与社会的关系，不少都是历史发展出来的结果；故此那怕我们在理论解释上取消了这些问题的合法性、或全然否定它们的存在，但至终无法扭转客观的情况、也不能在现实生活上将问题及其后遗影响真的除掉了。我们这种回避问题的做法，引来的后果是相当不利的。 本书并无解决所有问题的野心，事实上真的处理了的问题也很少。但愿它能激起一些讨论，并且增添我们对历史研究的关怀和兴趣，甚或对今日思想教会的模式与前路提供一点参考和帮助，笔者会视之为上帝赐与的大恩典之一。 末了，一些致谢的话是必要说的。首先笔者要感谢恩师王尔敏教授，九载谆谆教诲；即不说其他，就是其严谨而勤恳的治学态度，已足够笔者毕生学习不尽了。其次建道神学院的院长张慕皑博士及众同工们的容忍和接纳，俾这个小子能在宁静优美的环境下读书和思想；听课同学们的回应与发问，迫使自己不敢故步自封、停滞不前；都是至为感恩而永志不忘的。一群挚友如应安、柏雄、铭源等在过去日子的互相冲激和鼓励，他们既见证又批判我的思想的发展，并在生活上让我知道信仰仍是具体可靠的；更者他们之存在于我的生命中，实使我不断确认自己是蒙上帝特别宠爱的人。当然，不能缺少的是我的妻子柳萍及小儿勉予，是他们提醒我在一切名衔职事之外的真实本相；不过既然我们一切都忧戚与共、悲喜互通，则甚么也不必多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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