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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春间，梁家麟博士来中大看我。说明已撰写一种中国近代基督教传教史的著作，要我为他作一篇序。我立即欣然答应，并叫他快快把文稿拿来给我看。到了五月,他把稿子带来给我，并向我辞行，说明将去加拿大进行研究，在六月底成行。后来闻知他七月初飞去加拿大，由粱太在港向我催稿。我今年工作奇忙，又在六月病了二十余日，六七两月连续考试两位博土和两位硕士的毕业论文，再加上我自己半年来一直在撰写一篇有关自强运动的论文，很久无法杀青。于是竟把序文写作，搁延下来，真是对不住这位学弟。 自八月一日起，我用两天工夫，一气阅读完粱君大著。全书虽然只有十余万字，但能笼罩全局，包罗近代传教史各时代不同情势、不同发展、不同成就、不同困难。避免直接引括与考据辨伪的琐碎工夫，却能吸收资料及各家研究论断，拣择至当，融会贯通。建造全面整体架构，完成一代史实的豁显呈现。足可谓当今最完备通俗的一种历史著作。 知识的通俗化要求，是1895年以来的一个普遍而持久的严肃运动，宗旨在唤醒民众。所有文学的变革，与平民化；文字的注音，与种种符号设计；教育的普及，与国民教育的推展，全是在这个思想动力驱使之下而有所创生。现代历史家的反省，也是要努力撰著浅显易读的通史，这早已成为学者们共同致力的一个目标。数十年来所见到的现代历史著作，真正是综合条贯，博通易晓，深入浅出，观点纯正者，只有张荫麟所著：「中国上古史纲」和郭廷以所著：「近代中国史纲」两种，得到学界广泛接受与推重。今读家麟此书，对于这一代的中国基督教传教史而言，也可以说是当今难得的通俗史书。虽然不及张郭两书的博大精审，但于史家通俗化理想，却是重要的实践。 家麟此书虽是通俗、浅显，实则吸取各家析论精华，剪裁安排，甚具匠心。举例而言，第六章如论国人反基督教一端，实是吸收吕实强多篇论文及叶嘉莹论文等要点编织而成。并且有不少他个人加添的重要资料，读者所见，则是浑然一体，看不出拼排的痕迹。这一点足以证实他对此一问题了解的深入纯熟。家麟自序中声明，不按学术论著形式去写，这是通俗史著所应享的自由，否则会使其书变得庞大臃肿，读之也不流利畅顺。 就著作观点而言，家麟虽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但他立论分析，纯然遵循史家法度，善恶必书，忠于史实。立旨正大，态度超然。分析评断，均从长远的更高层次立论。不同时代情势背景，尤其参酌切当。顾及正反两面不同立场与不同动机，决不一偏概全。故析论中肯，令人心折，史识史德，弥足信赖。 本书史笔运用，不甚谨严。为了迁就通俗，往往舍学术词汇，改流俗用语。这是一点缺憾。但如一定严格要求工典，则又必须增加疏解方能明白。例如书中引称「南京条约」俗称，以代替「江宁条约」的正史用语。引「何福堂」的字号，以代替「何进善」的正名，都是此种用意，其他俗语尚多，读者应予体谅，无须吹毛求疵。 梁书自序，赤诚坦率，坚定负责。惟于其书的论点判断，一再声叙并非永久定论。太过自谦，反令读者信心动摇，怀疑作者没有自信。在我个人阅读全书之后，觉得其书识议远大，决可持久。相信虽可再有相同著作随后出版，而在通识观点上应无法推翻或代替梁君观点。 我个人研究中国基督教传教史，已二十余年。自1959年从编辑教案档开始做起，阅历资料不少。在1963年至1965年之间，亲自访问过ChurchMissionarySociety；LondonMission-arySociety；BaptistMissionarySociety；S．P．C．K．(SocietyforPromotingChristianKnowledge)；S．P．G．(SocietyforthePro－pagationOftheGospelinForeignParts)；MethodistMission－arySociety(Wesleyan-MethodistMissionarySociety)；Reli-giousSocietyofFriends；BritishandForeignBibleSociety；以及PresbyterianChurch等教会总部。多年阅读各会的年报期刊会议纪录。虽然搜集一些资料和书籍，始终未能真正完成一种专著，真是徒叹息一事无成两鬓斑。不过我先后教导了几位门人弟子，如魏外扬、梁家麟、邢福增和一向受我影响的李志刚博士，都从事基督教史研究，各有专长，足以继承我的志节。使我稍免惭愧，并满心告慰。我虽然是做老师，却相信他们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家麟此书便是实例。 家麟跟我读书九年(1977至1985)，自大学部而硕士而博士，全是受我指导。我送他毕业，前后拿三次学位。师弟关系可谓至深，我的责任反省也是最大。他的著作问世，表现学问的自立自信，我是何等的兴奋安慰。但愿他能够更加精进，完成更多基督教史研究，是他的成就，也是我的荣誉。 王尔敏 一九八七年八月四日 序于香港中文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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